治疗白癜风医院173、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《左传》
河北邯郸市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，第三次决定向文革中被他告发的老师道歉。近期，继刘伯勤之后，安徽的张红兵、湖南的温庆福、山东的卢嘉善、福建的雷英郎都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被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面历史，以忏悔的方式来展开自我救赎，这种植根于人性与灵魂的历史性反思，伴随着宽恕和谅解，共同构成滋养人心的温情。宋继超捏造罪证告发老师，张红兵举报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决，在他们忏悔录中，一段细节，就是一部历史。而作为文革的参与者，他们重新回溯到那段时空之下，检视自身的错误和罪恶，本身就开启了叙述历史的一种新模式。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，时间与人事的翻新，为历史记忆的断档带来了新风险。年轻一辈，也许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，人性是怎样被有意无意地扭曲，而无法正常舒展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当下的隔膜，也会让历史显得模糊。忘记就等于背叛，民族记忆需要接续，个人也有拒绝遗忘的权利，这是让公民重新走入那段尘封的历史的理由。而作为文革的参与者，见证者，他们的道歉本身是一种历史的讲述。通过他们，我们得以窥见不为人知的种种细节。细节之处，历史更真实，人也更真实。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极大程度地释放了中国的活力，与改革相伴随着的是，人从国家话语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。新的时代，权利、法治观念普及更新，公民在成长，但在有关历史的回忆中，我们依旧容易掉入旧的叙事圈套，把历史理解为一种与个体无关的巨大的滚动着的车轮。在这种叙事模式下，提到文革，人们首先会想到一种失控的集体之恶，它如洪流般把个体裹挟进去，个体成为无意识的执行者。这种思维下的文革反思，其实也只是种类似于宏大叙事式的制度性指控，它瞄准了一个时代，聚焦于一个整体，对准的是一个不涉及任何具体对象的概念集合，个体的公民在其中依旧难觅踪影。人性从来共通，历史性的忏悔与对历史的解读从来都指向同一个问题。作为文革参与者，尽管有些道歉对象已经离去，但他们依旧选择忏悔。这种选择，意味着直面历史创口的勇气，更意味着观念的更新。只有把历史理解为人的历史，把个人理解为建构历史细节的人，道歉才可能具备超越时代的穿透力。这种道歉所呈现的，是属于现代公民的历史观，超越了时代，也对应着社会从扁平到立体的成长过程。大历史背景下，人性的真正沉沦，不只是始于历史洪流对个人的放逐，同时也是缘于对自我的视而不见。时过境迁，一些人已经离世，道歉或许无法换来被伤害者的谅解，但这个时代，可以给予道歉者最大的宽恕。而他们的惭愧，则意味着对否定自我的再否定，对迷失在集体中的个体的寻找。也许他们是为良知而忏悔，但我们可以通过角色的代入去理解人与时代、人与制度与国家的关系。只有把行动理解为建筑历史，发掘人在制度下的价值，现代公民才真正意义上是大写的人。文革之于不是亲历者的人们，或许只是段五味杂陈的记录碎片。但无论如何，历史属于所有人，反思和忏悔也属于所有人。如果说道歉是文革参与者人格苏醒后对个体之恶的历史性忏悔，那么从大叙事的历史观走出，培育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则是现代公民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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